102.“眼泪代表正义吗？”
暴雨过后的天气依旧闷热，就如同高烧不退的体温。
疯狂的一夜过后，程晚宁弱不禁风的体质发起了高烧，在逼近40℃时被程砚晞从鬼门关拉了回来，连续吃了三天退烧药，才勉强降温。
事已至此，她最不想面对的就是表哥那张脸。
奈何自己无依无靠又寄人篱下，身体还不合时宜地发了高烧，即使不甘也只能任人摆布。
那一夜的记忆实在太过残忍，痛苦的淫靡遍布房间的每一处角落。她无法直视如此不堪的自己，更不愿接受与自己血脉相连的表哥。
在这场席卷人生的暴风雪中，他是一切痛苦的源头。
她痛恨对方违背伦理的行径，也厌恶无能为力的自己。
对于程砚晞越界的行为，她不可能坐以待毙。
躺在床上的这三天，程晚宁思考了很多，包括接下来的准备和对未来的打算。
她甚至想过直接把这个名义上的表哥杀死，然后偷光他的财产作为精神损失费，可毫无计划的行动显然有些莽撞。
程晚宁低头望向空荡荡的床头柜，侧边桌上摆着一碗凉透了的饭菜，里面的米饭未动分毫。
浅薄的日光透过窗帘描摹她冷倦的轮廓，一双厌世的眸里藏着几分落寞与孤寂。
自从被强迫的那晚过后，她昏迷般地沉睡了一天。恢复意识的那一刻，藏在抽屉的手枪和尖锐物品全部不翼而飞，不用想也知道是谁做的。
这几天里，她对程砚晞的态度已经降到冰点。只要他进门，程晚宁必定会用厚重的被子捂住头，唯一的回应就是让他滚开。
她将自己尘封在暗无天日的盒子里，放下对生命的执念和对死亡的恐惧。蜷缩的身体里，冰冷的躯壳下包裹着一颗干涸的心，藏匿逐渐熄灭的欲望。
对外界的痛恨在这一刻达到顶峰，但她不想就此放弃。
程晚宁上网搜索了许多关于强奸的定义，随机刷到的真实新闻里，评论区不乏有看戏市民对受害者的冷嘲热讽。
人们最爱高高在上的审判，共情恶的嘴脸胜过对受害者的批判。
对于性侵一类的新闻，越来越多的网友弱化施暴者的存在感，加入了鸡蛋里挑骨头的阵营。
他们常把受害者有罪论挂在嘴边，本质是对潜意识世界的调和。他们生来认定善恶有报，倘若社会的“恶”浮出水面，便会在心里无意识地扭曲现实。通过把错误归咎于受害者的自身问题，维护世界“公正美好”的错觉。
身处底层的群居人士就像木柴焚烧殆尽后的余烬，一边忙着为上层当牛做马，一边指手画脚地维护阶级权力的运行。
殊不知，他们本身就聚众在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。
这是一种自私的防御，人们贬低受害者，把她与自己归为两类人，自欺欺人地增添安全感。借此弥补内心认知的失衡，维护可悲的信念。
可程晚宁不那么觉得，如果硬要挑刺，她能从施暴者身上找出千万个问题，哪一点都胜过受害者莫须有的罪名。
她也从不觉得女性应该对那种事感到羞耻，异性生理上的构造不同，凭什么决定男女在性事地位上的高低。
施暴者可以活得理所当然，她作为被迫的那一方又何尝不能？
不必原谅任何，不用考虑后果。该认罪的永远是别人，她不可能因为别人的过错自我反思。
那不仅是对罪人的宽恕，更是对自我的贬低。
在网上浏览一圈，程晚宁关掉了令人作呕的新闻，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保护自己。
被侵犯后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事后千万不要洗澡，保留体内的精液作为证据到警察局报案。
男性的精液通常可以在女性体内保留24-72小时，可惜程砚晞做的时候戴了套，她没法用精液取证，只能通过脖颈的掐痕和身体其他部位的摩擦痕迹作为证据，去警察局碰碰运气。
发烧的第四天，她没有刻意拒绝佣人端上来的饭菜，而是逼迫自己面对面找到程砚晞，装作已经妥协的样子，借上学的名义争取到出门的机会。
佣人是程砚晞临时雇来的，作用是方便照顾生病的程晚宁，但每次做好的饭菜都会被原封不动地退回或者打翻。
如今她接受了佣人的食物，在外人眼里自然是好转的迹象。
程砚晞同意了她的上学请求，但前提是，她必须乖乖把退烧药吃完，并且坐司机的车去学校。
如果这时拒绝接送，必然会引起别人的怀疑。
上学是程晚宁接触到外界的唯一办法，她假意答应了程砚晞的要求，联系司机在地下车库等她。
临走前，她躲过程砚晞的视线，偷偷捎上了厨房的水果刀。
如果仅凭这些没法判罪，她也不能空手而归。
……
负责接送的司机是一个新面孔，大概率是程砚晞安插进来监视她的人。
车子停在距离校门口几米的距离，很近，一眼就能望见大门进出的学生。
此时临近上课，校门口人不是很多，程晚宁没法借着人群的遮挡溜走，只能顺着人流的方向进入校门。
亲眼盯着她跨进大门，司机完成任务后离开。
背着书包的人却没有急于进入教学楼，而是混进三三两两的学生队伍，在中途分道扬镳。
学校东南角的围墙有一个缺口，因为常年没有工作人员维修，变成了学生的逃课圣地。
这里没有保安，由于古往今来逃课的人太多，围墙前的草坪甚至被踩出了一条路。
寸草不生的黄线为初来乍到的人指明了一条通往校外的路，程晚宁踩上距离地面一米的石头，沿着拐角的缝隙翻了出去。
逃出学校后，她戴上事先准备好的帽子和口罩，立即打车到警局门口。
吸取了上次的经验，她没有选择近处的派出所，而是千里迢迢来到外区的警署报案。
对于程砚晞的罪行，她早在初见那夜就到相关部门报过案。可换来的不仅没有解决方案，反而还被警察走露了风声，导致自己牵扯其中。
从那以后，程晚宁对曼谷警察的信任就削减了大半，凡事率先想着靠自己解决。
可一旦失去了手里的武器，她没有任何与他抗衡的可能。
想不到有朝一日，她也要沦落到靠别人拯救的地步。
经过四十分钟的颠簸，出租车停在了外区警署的大门。迎接程晚宁是一个温和大方的女警，这让她安心了许多。
进入一个相对私密的环境，她摘下口罩，露出一张落魄难掩明艳的五官。瞳眸表面游离着一层若隐若现的雾气，宛如即将被乌云吞没的皓月，白皙的面孔上隐有泪痕。
“我要报案。”说着，她主动扒开衣服领口，露出脖颈上的掐痕。
断断续续的红痕从锁骨延伸至胸口，不像是传统的暴力所为，更像是做爱时太过用力留下的吻痕。
这种暧昧又粗暴的痕迹，实在难以让人跟一个高中生联系到一起。
程晚宁静悄悄地坐在板凳上，忍着滔天的恨意垂下眼帘，苦涩埋没其中：“我的表哥强迫了我。”
淡青色的光影从侧面梭来，依稀可见她苍白到病态的脸色。
弱不禁风的模样着实惹人怜惜，唯一的疑点就是语气太过平淡，直白到像一个无关痛痒的旁观者，而非一个刚刚受过伤害的女孩。
见她眼角隐有泪痕，女警为她递了一张抽纸，郑重其事地安慰：“小姑娘你先别急，把案发时间、地点和经过都告诉我，还有对方的姓名，越详细越好。不用害怕报复，我们会保护你的权利不受侵害。”
听到对方令人同情的遭遇，女警下意识说了许多安抚情绪的话，可很快便发现，程晚宁或许根本不需要这些微乎其微的安慰。
她冷静得可怕，无论什么问题都能条理清晰地回答上来，熟练得仿佛提前演练过一遍：
“案发时间是四天前，我回到家后，表哥对我实施了侵犯。当晚我因为体力不支昏迷一天，接着发了两天高烧，今天才有机会出来报警。”
失焦的瞳孔倒映出机械跳动的心脏，眼里本应出现的悲伤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绝对的死寂。
女警环顾她空空如也的身后，询问：“你父母呢？他们知道这件事吗？”
程晚宁按部就班地答：“他们去世了，爷爷年纪大了，所以我寄住在表哥家，平时家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。”
“我上网查询了报案需要的资料，由于他做了保护措施，我体内提取不到他的精液，脖子上的掐痕是他施暴的证明。我不知道仅凭这些能否把他判罪，但无论如何，我想试一试……”
女警敲打着键盘，将她的回答一一记录在电脑中，眉眼间流露的诧异渐盛。
说不震惊是假的，当警察这么多年，她接到过无数起猥亵和强奸案的举报，受到侵犯的女性无一痛不欲生，因为应激障碍无法开口的受害者大有人在。
她们或逃避，或耻于开口，极少有受害者能在短时间内完整叙述案发经过，也间接影响了案件调查的进度。
这些反应并不罕见，创伤后应激障碍（PTSD）是大脑对人体的自我保护机制。它会检测到患者心中的恐惧并将其过滤，选择性遗忘案发当天受到的伤害，严重者会因此患上失语症。
这是无比正常的心理现象，它来源于人类内心最深处的恐惧，是一种对外排斥的生理本能。
换句话来说，能在经历创伤后丝毫不受影响，才是最扭曲的精神状态。
因为——她失去了作为活人最基本的“恐惧”。
询问戛然而止，女警停下手中的记录，细细打量着程晚宁的表情。
十五六岁的年纪，长得很可爱，空洞的眼里却没有喜怒哀乐的纹理，眼角的泪痕也早已干涸。
让她不禁怀疑，摆在眼前的究竟是一桩残酷的刑事案件，还是来自青少年的恶作剧。
当听到程晚宁是中国国籍时，女警脸上明显犯了难：“外国国籍的泰国居民报案流程比较麻烦，需要提交的材料很多。而且你刚刚说案发地点在曼谷北部，为什么不就近找当地的警署呢？跨区办案相对来说也困难一些。”
同等条件下，当地警署报案肯定是最优选择。但问题就在于，某些混乱的区域和不作为的警察，警署就和没有一样。
为了不被赶回去，程晚宁只得如实回答：“我找过了，就在去年十二月，我亲眼目睹了一场凶案。到当地警署报案后，他们却以没有证据为由把我搪塞回去，而后就不了了之。”
在东南亚地区，警员甚至局长受贿的不在少数，她也只是揭露了其中的冰山一角。
本以为这样就能得到对方的重视，谁知女警莞尔一笑，干脆利落地否认了那件事：“小姑娘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凶案这么大的事，只要是正规警署，接到举报一定会全力调查，无论结果如何都会给报案人一个交代，不可能存在你口中的包庇和贿赂情况。”
起初，程晚宁还抱着一丝念想，希望面前的警察能公平公正地解决这件事。谁知对方第一句就否认了她的话，还把她鼓起勇气吐出的实情当作玩笑看待。
对着一位警察诉说警署内部的腐败，简直是对牛弹琴。
在相关人士眼里，他们的职业必然是神圣的。习惯了万人敬仰的眼神，自然不允许有人揭露他们黑暗的一面。
世界上的罪恶不乏由愚昧造成。或许混乱中有人是清白的，但他们因为自己从未参与，便以偏概全否认了所有阴暗面的存在。
最悲哀的不过如此，无知群众信以为真，高举“正义”的旗帜，遁入一场暴徒的狂欢。
“小姑娘，请确保你今天反应的问题属实，我们才方便进一步调查。”正在敲打键盘的人深吸一口气，视线从屏幕上移开。
程晚宁听出了她的言外之意，难以置信地反问：“什么意思？你认为我在说谎吗？”
“你描述的遭遇的确很悲惨，可根据你前面的种种言行，以及对曼谷北部警署的抹黑，我们有权怀疑你是在进行恶作剧。”
一番刻薄话下来，程晚宁先前对女警生出的好感全无。她攥紧指甲，手指骨节嶙峋突起，因为用力的缘故微微泛白：“如果仅仅是一场恶作剧，我至于专门坐半小时的车跑到这里报案吗？我费时费力，难道只是为了捏造强奸案给自己添麻烦吗？”
女警摇了摇头，语气中透露着浓浓的说教意味：“我没有指认你一定在撒谎，但你的反应实在不符合一个受害者该有的表现。生理本能是不会骗人的，我从你眼中没有看到任何恐惧相关的情绪。”
话音落下，偌大的接待室陷入一瞬间的死寂。
平静的嗓音犹如导火线，点燃了空气中的躁动因子。那些悲哀、愤怒，顷刻间化为沉浮的粒子，重重砸在了心脏的屏障边缘。
“应该”一词携带了太多主观情绪，凡是脱离刻板印象之外的认知，皆被划分为“不该”的范畴。
程晚宁不敢想象，一个看起来风光霁月的民警，竟然会通过主观印象用事。
贫瘠的内心一片混乱，胸膛起伏着，左侧深处传来阵阵尖锐的刺痛，似要把人灼伤。
她想站起来大骂对方的无能，最终却只是黯然失色地低下头去，千言万语止于嘴角。
近乎冻结的时间里，眼泪蓦地滚落。小声呜咽的可怜模样与方才斩钉截铁的口气截然不同，令在场的人吓了一跳。
面对她突如其来的转变，女警手足无措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递纸巾的手伸到半空，那头的人却没有接。
悬挂在眼角的泪珠缓缓滑落，她却毫无征兆地大笑起来，瞳孔里浓郁的血色宛如丧心病狂：
“我需要这样吗？表现出悲伤、绝望的样子。”
意识到自己被耍，女警恼羞成怒：“你——”
话刚出口，便被狂笑不止的人打断：“怎么了？我目前为止的所有表现，难道不都源于你对我的看法吗？”
原本翘起的嘴角缓缓放平，程晚宁目不转睛地盯着她，依旧是令人诡谲难辨的笑容，眼底噙着说不出来的冷意——
“眼泪代表正义吗？”
人类的感情还真好编纂。
只需要一滴微不足道的眼泪，就能把大多数人骗得团团转。
疯狂的一夜过后，程晚宁弱不禁风的体质发起了高烧，在逼近40℃时被程砚晞从鬼门关拉了回来，连续吃了三天退烧药，才勉强降温。
事已至此，她最不想面对的就是表哥那张脸。
奈何自己无依无靠又寄人篱下，身体还不合时宜地发了高烧，即使不甘也只能任人摆布。
那一夜的记忆实在太过残忍，痛苦的淫靡遍布房间的每一处角落。她无法直视如此不堪的自己，更不愿接受与自己血脉相连的表哥。
在这场席卷人生的暴风雪中，他是一切痛苦的源头。
她痛恨对方违背伦理的行径，也厌恶无能为力的自己。
对于程砚晞越界的行为，她不可能坐以待毙。
躺在床上的这三天，程晚宁思考了很多，包括接下来的准备和对未来的打算。
她甚至想过直接把这个名义上的表哥杀死，然后偷光他的财产作为精神损失费，可毫无计划的行动显然有些莽撞。
程晚宁低头望向空荡荡的床头柜，侧边桌上摆着一碗凉透了的饭菜，里面的米饭未动分毫。
浅薄的日光透过窗帘描摹她冷倦的轮廓，一双厌世的眸里藏着几分落寞与孤寂。
自从被强迫的那晚过后，她昏迷般地沉睡了一天。恢复意识的那一刻，藏在抽屉的手枪和尖锐物品全部不翼而飞，不用想也知道是谁做的。
这几天里，她对程砚晞的态度已经降到冰点。只要他进门，程晚宁必定会用厚重的被子捂住头，唯一的回应就是让他滚开。
她将自己尘封在暗无天日的盒子里，放下对生命的执念和对死亡的恐惧。蜷缩的身体里，冰冷的躯壳下包裹着一颗干涸的心，藏匿逐渐熄灭的欲望。
对外界的痛恨在这一刻达到顶峰，但她不想就此放弃。
程晚宁上网搜索了许多关于强奸的定义，随机刷到的真实新闻里，评论区不乏有看戏市民对受害者的冷嘲热讽。
人们最爱高高在上的审判，共情恶的嘴脸胜过对受害者的批判。
对于性侵一类的新闻，越来越多的网友弱化施暴者的存在感，加入了鸡蛋里挑骨头的阵营。
他们常把受害者有罪论挂在嘴边，本质是对潜意识世界的调和。他们生来认定善恶有报，倘若社会的“恶”浮出水面，便会在心里无意识地扭曲现实。通过把错误归咎于受害者的自身问题，维护世界“公正美好”的错觉。
身处底层的群居人士就像木柴焚烧殆尽后的余烬，一边忙着为上层当牛做马，一边指手画脚地维护阶级权力的运行。
殊不知，他们本身就聚众在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。
这是一种自私的防御，人们贬低受害者，把她与自己归为两类人，自欺欺人地增添安全感。借此弥补内心认知的失衡，维护可悲的信念。
可程晚宁不那么觉得，如果硬要挑刺，她能从施暴者身上找出千万个问题，哪一点都胜过受害者莫须有的罪名。
她也从不觉得女性应该对那种事感到羞耻，异性生理上的构造不同，凭什么决定男女在性事地位上的高低。
施暴者可以活得理所当然，她作为被迫的那一方又何尝不能？
不必原谅任何，不用考虑后果。该认罪的永远是别人，她不可能因为别人的过错自我反思。
那不仅是对罪人的宽恕，更是对自我的贬低。
在网上浏览一圈，程晚宁关掉了令人作呕的新闻，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保护自己。
被侵犯后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事后千万不要洗澡，保留体内的精液作为证据到警察局报案。
男性的精液通常可以在女性体内保留24-72小时，可惜程砚晞做的时候戴了套，她没法用精液取证，只能通过脖颈的掐痕和身体其他部位的摩擦痕迹作为证据，去警察局碰碰运气。
发烧的第四天，她没有刻意拒绝佣人端上来的饭菜，而是逼迫自己面对面找到程砚晞，装作已经妥协的样子，借上学的名义争取到出门的机会。
佣人是程砚晞临时雇来的，作用是方便照顾生病的程晚宁，但每次做好的饭菜都会被原封不动地退回或者打翻。
如今她接受了佣人的食物，在外人眼里自然是好转的迹象。
程砚晞同意了她的上学请求，但前提是，她必须乖乖把退烧药吃完，并且坐司机的车去学校。
如果这时拒绝接送，必然会引起别人的怀疑。
上学是程晚宁接触到外界的唯一办法，她假意答应了程砚晞的要求，联系司机在地下车库等她。
临走前，她躲过程砚晞的视线，偷偷捎上了厨房的水果刀。
如果仅凭这些没法判罪，她也不能空手而归。
……
负责接送的司机是一个新面孔，大概率是程砚晞安插进来监视她的人。
车子停在距离校门口几米的距离，很近，一眼就能望见大门进出的学生。
此时临近上课，校门口人不是很多，程晚宁没法借着人群的遮挡溜走，只能顺着人流的方向进入校门。
亲眼盯着她跨进大门，司机完成任务后离开。
背着书包的人却没有急于进入教学楼，而是混进三三两两的学生队伍，在中途分道扬镳。
学校东南角的围墙有一个缺口，因为常年没有工作人员维修，变成了学生的逃课圣地。
这里没有保安，由于古往今来逃课的人太多，围墙前的草坪甚至被踩出了一条路。
寸草不生的黄线为初来乍到的人指明了一条通往校外的路，程晚宁踩上距离地面一米的石头，沿着拐角的缝隙翻了出去。
逃出学校后，她戴上事先准备好的帽子和口罩，立即打车到警局门口。
吸取了上次的经验，她没有选择近处的派出所，而是千里迢迢来到外区的警署报案。
对于程砚晞的罪行，她早在初见那夜就到相关部门报过案。可换来的不仅没有解决方案，反而还被警察走露了风声，导致自己牵扯其中。
从那以后，程晚宁对曼谷警察的信任就削减了大半，凡事率先想着靠自己解决。
可一旦失去了手里的武器，她没有任何与他抗衡的可能。
想不到有朝一日，她也要沦落到靠别人拯救的地步。
经过四十分钟的颠簸，出租车停在了外区警署的大门。迎接程晚宁是一个温和大方的女警，这让她安心了许多。
进入一个相对私密的环境，她摘下口罩，露出一张落魄难掩明艳的五官。瞳眸表面游离着一层若隐若现的雾气，宛如即将被乌云吞没的皓月，白皙的面孔上隐有泪痕。
“我要报案。”说着，她主动扒开衣服领口，露出脖颈上的掐痕。
断断续续的红痕从锁骨延伸至胸口，不像是传统的暴力所为，更像是做爱时太过用力留下的吻痕。
这种暧昧又粗暴的痕迹，实在难以让人跟一个高中生联系到一起。
程晚宁静悄悄地坐在板凳上，忍着滔天的恨意垂下眼帘，苦涩埋没其中：“我的表哥强迫了我。”
淡青色的光影从侧面梭来，依稀可见她苍白到病态的脸色。
弱不禁风的模样着实惹人怜惜，唯一的疑点就是语气太过平淡，直白到像一个无关痛痒的旁观者，而非一个刚刚受过伤害的女孩。
见她眼角隐有泪痕，女警为她递了一张抽纸，郑重其事地安慰：“小姑娘你先别急，把案发时间、地点和经过都告诉我，还有对方的姓名，越详细越好。不用害怕报复，我们会保护你的权利不受侵害。”
听到对方令人同情的遭遇，女警下意识说了许多安抚情绪的话，可很快便发现，程晚宁或许根本不需要这些微乎其微的安慰。
她冷静得可怕，无论什么问题都能条理清晰地回答上来，熟练得仿佛提前演练过一遍：
“案发时间是四天前，我回到家后，表哥对我实施了侵犯。当晚我因为体力不支昏迷一天，接着发了两天高烧，今天才有机会出来报警。”
失焦的瞳孔倒映出机械跳动的心脏，眼里本应出现的悲伤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绝对的死寂。
女警环顾她空空如也的身后，询问：“你父母呢？他们知道这件事吗？”
程晚宁按部就班地答：“他们去世了，爷爷年纪大了，所以我寄住在表哥家，平时家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。”
“我上网查询了报案需要的资料，由于他做了保护措施，我体内提取不到他的精液，脖子上的掐痕是他施暴的证明。我不知道仅凭这些能否把他判罪，但无论如何，我想试一试……”
女警敲打着键盘，将她的回答一一记录在电脑中，眉眼间流露的诧异渐盛。
说不震惊是假的，当警察这么多年，她接到过无数起猥亵和强奸案的举报，受到侵犯的女性无一痛不欲生，因为应激障碍无法开口的受害者大有人在。
她们或逃避，或耻于开口，极少有受害者能在短时间内完整叙述案发经过，也间接影响了案件调查的进度。
这些反应并不罕见，创伤后应激障碍（PTSD）是大脑对人体的自我保护机制。它会检测到患者心中的恐惧并将其过滤，选择性遗忘案发当天受到的伤害，严重者会因此患上失语症。
这是无比正常的心理现象，它来源于人类内心最深处的恐惧，是一种对外排斥的生理本能。
换句话来说，能在经历创伤后丝毫不受影响，才是最扭曲的精神状态。
因为——她失去了作为活人最基本的“恐惧”。
询问戛然而止，女警停下手中的记录，细细打量着程晚宁的表情。
十五六岁的年纪，长得很可爱，空洞的眼里却没有喜怒哀乐的纹理，眼角的泪痕也早已干涸。
让她不禁怀疑，摆在眼前的究竟是一桩残酷的刑事案件，还是来自青少年的恶作剧。
当听到程晚宁是中国国籍时，女警脸上明显犯了难：“外国国籍的泰国居民报案流程比较麻烦，需要提交的材料很多。而且你刚刚说案发地点在曼谷北部，为什么不就近找当地的警署呢？跨区办案相对来说也困难一些。”
同等条件下，当地警署报案肯定是最优选择。但问题就在于，某些混乱的区域和不作为的警察，警署就和没有一样。
为了不被赶回去，程晚宁只得如实回答：“我找过了，就在去年十二月，我亲眼目睹了一场凶案。到当地警署报案后，他们却以没有证据为由把我搪塞回去，而后就不了了之。”
在东南亚地区，警员甚至局长受贿的不在少数，她也只是揭露了其中的冰山一角。
本以为这样就能得到对方的重视，谁知女警莞尔一笑，干脆利落地否认了那件事：“小姑娘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凶案这么大的事，只要是正规警署，接到举报一定会全力调查，无论结果如何都会给报案人一个交代，不可能存在你口中的包庇和贿赂情况。”
起初，程晚宁还抱着一丝念想，希望面前的警察能公平公正地解决这件事。谁知对方第一句就否认了她的话，还把她鼓起勇气吐出的实情当作玩笑看待。
对着一位警察诉说警署内部的腐败，简直是对牛弹琴。
在相关人士眼里，他们的职业必然是神圣的。习惯了万人敬仰的眼神，自然不允许有人揭露他们黑暗的一面。
世界上的罪恶不乏由愚昧造成。或许混乱中有人是清白的，但他们因为自己从未参与，便以偏概全否认了所有阴暗面的存在。
最悲哀的不过如此，无知群众信以为真，高举“正义”的旗帜，遁入一场暴徒的狂欢。
“小姑娘，请确保你今天反应的问题属实，我们才方便进一步调查。”正在敲打键盘的人深吸一口气，视线从屏幕上移开。
程晚宁听出了她的言外之意，难以置信地反问：“什么意思？你认为我在说谎吗？”
“你描述的遭遇的确很悲惨，可根据你前面的种种言行，以及对曼谷北部警署的抹黑，我们有权怀疑你是在进行恶作剧。”
一番刻薄话下来，程晚宁先前对女警生出的好感全无。她攥紧指甲，手指骨节嶙峋突起，因为用力的缘故微微泛白：“如果仅仅是一场恶作剧，我至于专门坐半小时的车跑到这里报案吗？我费时费力，难道只是为了捏造强奸案给自己添麻烦吗？”
女警摇了摇头，语气中透露着浓浓的说教意味：“我没有指认你一定在撒谎，但你的反应实在不符合一个受害者该有的表现。生理本能是不会骗人的，我从你眼中没有看到任何恐惧相关的情绪。”
话音落下，偌大的接待室陷入一瞬间的死寂。
平静的嗓音犹如导火线，点燃了空气中的躁动因子。那些悲哀、愤怒，顷刻间化为沉浮的粒子，重重砸在了心脏的屏障边缘。
“应该”一词携带了太多主观情绪，凡是脱离刻板印象之外的认知，皆被划分为“不该”的范畴。
程晚宁不敢想象，一个看起来风光霁月的民警，竟然会通过主观印象用事。
贫瘠的内心一片混乱，胸膛起伏着，左侧深处传来阵阵尖锐的刺痛，似要把人灼伤。
她想站起来大骂对方的无能，最终却只是黯然失色地低下头去，千言万语止于嘴角。
近乎冻结的时间里，眼泪蓦地滚落。小声呜咽的可怜模样与方才斩钉截铁的口气截然不同，令在场的人吓了一跳。
面对她突如其来的转变，女警手足无措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递纸巾的手伸到半空，那头的人却没有接。
悬挂在眼角的泪珠缓缓滑落，她却毫无征兆地大笑起来，瞳孔里浓郁的血色宛如丧心病狂：
“我需要这样吗？表现出悲伤、绝望的样子。”
意识到自己被耍，女警恼羞成怒：“你——”
话刚出口，便被狂笑不止的人打断：“怎么了？我目前为止的所有表现，难道不都源于你对我的看法吗？”
原本翘起的嘴角缓缓放平，程晚宁目不转睛地盯着她，依旧是令人诡谲难辨的笑容，眼底噙着说不出来的冷意——
“眼泪代表正义吗？”
人类的感情还真好编纂。
只需要一滴微不足道的眼泪，就能把大多数人骗得团团转。